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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偶像》:那些月收入低于一千的音乐人

  2018年10月,李志从独立音乐圈踏出一只脚,宣布与麦田音乐合作。一夜之间,曾经那个“独立音乐人的标杆”,“站着也能把钱挣了的硬汉”迅速被贴上“背叛”、“投降”、“下跪”的评价,甚至连音乐水准也被质疑过誉。

  或许签约风波无关“李志”,更多折射了主流观念对独立音乐向资本弯折的不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独立音乐曾与“偶像”势不两立,顽强生长出自己的样子。如今,在流量和资本都向市场倾斜的大潮中,人们陡然发现,抬起手臂,高喊出的“独立自由”,原来已是最昂贵的东西。

  导演王大维计划推出中国第一部独立音乐系列纪录长片,定名为《偶像》,用5年时间跟拍100个独立音乐人及乐队,记录“大量在角落中发光却不曾被定义过的音乐偶像”,揭开中国的独立音乐生存现状。

  跟随《偶像》的镜头,你会看到更多的中国独立音乐人们,站在光芒炫目的演唱会、选秀和娱乐经济大潮更迭之外,操着各地口音,生猛却低微,“不合群”地唱着你我之辈的日常,以及聚光灯照不亮的乏味春秋和冬夏。与李志不同,他们的得志与遗憾,苟且和坚持,更多地陈列在理想门槛之外,看得真切,唱不出来。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每次唱起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的沧桑声线会增添些许柔软。姑娘是张三或李四的梦中人,是二八自行车后头一抹诗意,是撑着油纸伞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永远二十出头,怀念着她们的吴宁越已过了不惑之年。

  二十多年一倏忽,布衣乐队召来又送别了4波乐手,多少音乐人的青春汇聚在这里,又因为新的梦想和遗憾,匆匆离去。乐队却依旧如同二十年前,打了鸡血似的赶场,从上万人的演唱会到几十人的小酒吧,只要有人听,布衣就扯开嗓子唱。从北京到武汉,从广州到西安……布衣的演出频率慢则三五天,快则一两天。

  武汉VOX house介绍,截至2017年,布衣乐队的演出超过了1500场,光是在2016年的5个月时间里就走了59站,几乎踏遍了全国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Livehouse。

  “航班取消,改汽车,高速封路,又遇翻车路堵,惊险10小时安全到达。”2016年11月20日,布衣乐队这条微博发于大连。公路、铁路、航路、似乎是live歌手永远不会缺少的内容。

  导演王大维透露,布衣几乎没有专门的时间用来排练,但他们一直在练,在任何时间弹吉他,弹贝斯。但是,密集的演出似乎也换不来对等的报酬,吴宁越坦言,别人都认为布衣乐队很成功,但自己没有一分存款。

  2016年,一份《中国独立音乐人生存现状报告》显示,有68% 的独立音乐人,在音乐上获得的平均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而月收入在 1 万以上的音乐人,占比不到 5%,收入来源主要是演出和编曲及音乐制作。

  如今,42岁的吴宁越总是会被问,唱了这么久累不累,他为此写了一首歌《不累》,场场都要汗流浃背吼一遍作为回答。“其实没这么难,我们一帮穷光蛋在一起也挺开心。”吴宁越说。

  纪录片《偶像》的第一集,围绕布衣乐队的日本之行和今年的故宫之行两条线展开,通过吴宁越的家人、朋友和前乐队成员,四面八方牵扯出乐队奔波而磕磕绊绊的日常与始终未变的音乐初心。

  片中也提到了布衣分家风波。2018年初,他们刚刚过完一起吃泡面、一块儿没钱的日子,一切都正在好转,乐队的三名歌手发布声明,与吴宁越分开。唱了25年的布衣乐队,竟以这样的方式“火”了。十几年的兄弟情谊,最终换成一句“这吃肉的吃素的走不到一块儿”的云淡风轻。

  像大多数独立乐队一样,解散受困于最基本的吃喝拉撒。2019年,布衣乐队除了主唱吴宁越,几乎所有成员都换了。日本鼓手Funky重新回归,他开心地对着镜头说,我今年59岁了,希望到70岁还能打鼓。

  布衣的拍摄源于一次偶然,王大维拍摄《蜗牛的家》时,采访吴宁越,越聊越投机,决定要拍布衣乐队。

  尽管有不少窝心和惊喜,《偶像》还是有令人遗憾的地方。纪录片聚焦于这样一个独立音乐乐队,更多保留了中规中矩的礼貌,不算出彩,甚至连贴近都算不上。

  第一集《我本布衣》中的吴宁越,似乎也只是那个阳光下的吴宁越。对于布衣乐队的历史、他们所依附的土壤,以及独立音乐这个抽象的命题,连同与它根系蔓延的成百上千支乐队,《偶像》似乎没有想要呈现。

  对比起同类音乐纪录片,如《渔湾市》的真实深入,《后革命时代》的张扬青春,《B级片:西柏林的欲望与声音1979-1989》的精彩跳脱,《偶像》更像是流水线中净含量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一的合格品,将内容合理打包压缩,远离粗糙的地下独立音乐现状。

  王大维曾将流量明星比作“是虚无的热情堆积起来的蜃楼。是网络意志充起来的气偶。这股能量随便地把他们当做替身,只用了他们一张脸和一个符号般的性格身世。这股能量也相当无情,只在一个地方停留至多三年”。

  作为偏商业化的纪录片项目,《偶像》需要流量,需要为观众打造一个让更多普通人愿意点开的范本,前一分钟堆满金句,让并不讨喜的摇滚如粥般可以下饭。

  但对此,王大维似乎看得很开,“它到底是有一万人看还是有七百万人看,对我们来说没有区别,只要有一个人看我们就会坚持下去,如果有更多的人看,只能证明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也算是为中国独立音乐人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野孩子”乐队成员张玮玮曾心平气和地赞成李志,“这多好呀,不比我们臆想中成仙的那些人强吗?”然而,如何平衡好妥协的限度,尊重是否能让他走得更好更远,李志无法回答,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偶像》最动人的部分,是看到一方天地,不论是高开还是低走的人,都有抻不开手脚的真实。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抵抗虚无,独立音乐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回到纪录片的结尾,吴宁越带着母亲洗脚,电视里放着钱塘江涨潮,两人躺在沙发上,分一半橘子,能不矫情地说一句,岁月静好。

  卸下《偶像》,布衣的歌里有你抬脚起迈步之前,最初的样子。那时,高考刚结束,你考上大学,或者进城打工,喝健力宝,玩红色警戒,你相信过心灵鸡汤,梦想着浪迹天涯。而如今,你走了很远,经历了完全不同人生后,又能感觉到那种不可挽回的美好与失落。

  王大维:我去年看了一档网络选秀节目,有些选手一夜之间成为了全民追捧的偶像,这很疯狂。当时我在想,到底什么是偶像?是颜值还是作品,是坚持还是炒作,是勇敢表达自己还是迎合市场?

  我喜欢的那么多独立音乐人,他们的作品那么有力量,到现在他们依然是个穷光蛋,偶像的定义应该是什么?有些人上一次节目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粉丝无数,而独立音乐人20年粉丝也不过几万,他们的拥护者不是粉丝是拥趸,那么粉丝多可以称之为偶像,粉丝少、知道的人少就不能叫做偶像吗?

  这其实是个讨论性的主题,我也不想给偶像下定义,只是希望通过《偶像》,让看到我们纪录片的人有一些思考,真正勇敢表达、坚持独立表达的音乐人也可以是偶像,这和名气、粉丝数量无关。

  谷雨:如今独立音乐像独立电影一样,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你是如何看待“独立”这个标签的?

  王大维:什么是界限?是赚没赚钱吗?如果这个算界限,那界限还是很明显的。独立音乐人从本质上还是自己在运作,依然没有介入商业炒作和市场化运作,自己掏钱出专辑、自己安排巡演、自己替自己传播,还是很独立的。

  界限应该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媒体渠道出现了独立音乐人的身影,我觉得这是好事,证明关注独立音乐人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需要听到好的作品。

  这并不是独立音乐人在妥协什么,而是独立音乐人的价值越来越凸显,他们也需要活着,也和我们一样有妻儿老小,也希望活得更好。那我希望这个界限在未来越来越模糊才好。

  谷雨:你觉得《偶像》这一系列独立音乐纪录片和之前那些关于独立音乐的纪录片,最大区别是什么?

  王大维:之前的一些纪录片更像广告片,可能更关注于独立音乐人的名字,比如布衣乐队,张尕怂,这些名字。但是《偶像》更关注人,以及人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们做这件事,做这么多年,做他们现在的作品。

  我们不想做一个几分钟的乐队宣传片,虽然短视频迎合了大部分观众的碎片化观看习惯,但短视频的缺点就是看完就完了,只能起让观看者“知道”的作用,无法去深入了解每一个中国独立音乐从业者的故事和背后承担的种种酸甜苦辣。

  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发展太快了,做产品要快,吃饭要快,谈恋爱都没有耐心了,我们需要慢一点,多一些思考。所以《偶像》是希望让大家慢慢品的作品,真正拿出时间坐下来感受的作品,我坚信有很多观众还是需要这样的作品的。

  米兰昆德拉曾说:当社会被“速度之魔”所裹挟,所有的东西都只让人们提高速度,但是大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到底要去哪?到底要做些什么?

  现在的电影、电视甚至是纪录片都希望立竿见影,砸大钱、请大明星,编剧越来越充满戏剧性和刺激性的内容,一切只为了争夺眼球。愿意选择小众题材和认真讲故事的纪录片团队越来越少,要么做一个短篇拼凑的纪录电影,要么就贩卖同情。

  我们希望做的是,一部作品,看似平平淡淡的讲述,却像有什么东西沁进了心里,让人看完忍不住点一根烟,喝一杯茶,慢慢思考。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能量。

  谷雨:在你看来,主流音乐和独立音乐在国内是一个怎样的生态,是竞争,是相互促进,还是彼此几乎没有交集?

  王大维:什么是主流?唱红歌就是主流?唱流行歌曲就是主流?可能在有的人心里独立音乐就是主流,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主流。所以我觉得作品不分主流和什么其他的,只分一流二流三流四流。

  因为环境的原因,独立音乐缺少市场运作,没有包装,所以他们成不了主流,但那并不代表他们的音乐不是一流的。

  我们判断音乐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准。现在的各种选秀,综艺,以及整个大环境,其实都在关注独立音乐,大家已经关注到了他们的价值,他们的音乐是有力量的,是有想法的,是好听的。我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被大众认可。

  谷雨:在我看来第一集《我本布衣》几乎没有深入乐队的生活以及背后滋养其音乐的环境,你觉得呢?

  王大维:我们在选择素材的时候,要选择能支撑我们主题的那些素材,其他素材我们也拍了很多,但有些可能无法支撑我们的主题,如果非要往上放,那就等于是抻戏,没有必要。无论一个影像多长时间,它表达的时长、表达的内容都是有限的。

  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个人扒得精光,我会选择带有强烈个人气质和能量的素材,有的人想看舞台幕后,有的人想看更多的私生活,看到了这些就算是贴近主人公了吗?作为创作者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向,贴近不是爆料,而是共振,从这个片子来说,我觉得我达到了与三叔的共振。

  谷雨:我看了前两集,感觉风格变化蛮大的,从拍摄到成片,你和每集的导演是如何进行合作的?

  王大维:我们最开始就确定了这个方向。我们是拍独立音乐的,如果每一集片子都像流水线作品似的,风格一样、节奏一样,甚至拍摄手法都一样,那就不是独立音乐纪录片了。

  独立音乐和独立音乐纪录片它本身有独特性在。每一个独立音乐人都不一样,他们就应该有不同的影像表达方式,这才是我们做独立音乐纪录片的初衷。

  创作没有标准,如果创作有了标准那就不是创作了,而是生产,我们不想做一个纪录片的生产机构,我们要做一个纪录片的创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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